• 尹月评《羊之歌》︱加藤周一:“局外人”的坚守与转向
  • 2019-10-23 00:56:09   来源:匿名   热度: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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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羊之歌:我的记忆》,加藤周一著,翁家辉译,北京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00页,59.00元。

    1968年8月和9月,日本著名知识分子、文学评论家和思想家加藤在艳波书店相继出版了他的自传体小说《羊之歌:我的记忆》(以下简称《羊之歌》)和《羊之歌续集》。这部作品于1966年10月至1967年12月在《朝日新闻》连载,非常受欢迎。在它被组装成一本书后,它也很受欢迎,卖得很好。在2018年举行的“读者选择最好的书”调查中,当颜博书店100年前成立时,该书在“颜博新书”系列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斋藤茂(Saito shigeru)的《万叶秀歌》(上下卷)和丸山的《日本的思想》。

    在《日本文学史》(第2卷)序言中,加藤高度评价了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川上肇撰写的自传《自传》:“川上肇撰写的《自传》之所以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清晰,对场景的描述生动,还因为主要人物,也就是川上肇本人,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同时也有他自己的个性,也就是他一贯坚强个性的自我认同。因此,他人格的形成历史与他思想的发展史是重叠的,这种重叠清楚地反映了时代本身。”这个评论也非常适合描述羊之歌。今年恰逢加藤100岁生日。阅读他的回忆录不仅是阅读个人成长,也是阅读时代的变化。

    《羊之歌》出版时,1919年9月出生的加藤还不到50岁。出版他的回忆录似乎为时过早。当时,后来被誉为“知识大师”的加藤已经出版了《日本文化的混合性》和《现代欧洲思想的诠释》等名著,但他还没有开始写代表作《日本文学史序言》(上下卷)(该书是由津木研究(Tsukimo study)于1980年出版的),这是他领导著名宪法保护团体“九大协会”成立的36年前。“九个委员会”都被称为“和平宪法的第九个委员会”,最初由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查尔斯·奥弗比(charles m. overby)于1991年创立。2004年6月1日,加藤、大江健三郎、鸠山由纪夫等九位知名知识分子联合发布了在日本正式成立的《九大议会宣言》。该集团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并呼吁保持“和平宪法”的最初面貌。

    《羊之歌》只描写加藤的前半段生活,由于他的自传体小说的风格,书中有些部分是虚构的,掩盖了真相,但它仍然清晰地勾勒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轨迹。

    “局外人”总结了我与社会的所有关系。"

    日本法国文学研究者兼评论家坂本浩司(Hiroshi Sakamoto)认为,《羊之歌》的写作可能受到萨特1964年出版的自传《话语》的启发。这两本书的开头语完全一样:“上世纪末,佐贺县一个资本家的独生子成为新明治政府的陆军骑兵分配学校”(第3页);"大约1850年,在阿尔萨斯,一名小学教师不得不做杂货商来养活许多孩子。"在简单介绍了家庭结构后,这两本书转交给了大师本人,并分析了他的职业经历。

    《羊之歌》和《羊之歌》分别由20篇散文组成。《羊之歌》是从童年到学校写的,穿插了作者的战时经历和他对日本战争的看法,以一章“8月15日”结尾。这篇文章传达了一种痛苦、愤怒和欣喜的复杂心态:“东京,被战争夷为平地...巨大的徒劳感消失后,有很多无限的空虚”和“我当时充满希望。我从未像那时那样对日本的未来如此乐观”(第181-182页)。“最后的战争日”是所有国家和人民最终道路和起点的双重象征。在《羊之歌》中,作者以战后留学为中心,结合对中日文学和文化的评论,用晦涩的笔触记录了几段爱情经历。在《永别了,世界》和《审议还在进行》这本书的最后两章中,作者回顾了他对1960年安全斗争的动机、过程和思考,以一种现实与现实交替的方式。这本书在1960年突然结束,“我还没有完成对我自己的评论”(356页),经历了斗争洗礼的加藤写道。他似乎仍然是15年前站在东京晴朗的天空和焦土下的热血青年,再次踏上了崭新的旅程。

    虽然《羊之歌》的内容不同于《羊之歌》,但作者为自己创造的“旁观者”/“局外人”的形象是极其清晰和一致的。加藤从小就对周围的人漠不关心和疏远:“对我来说,无论我做什么或如何举行婚礼,这样的宴会都与我无关。我只是静静地坐着看。......我是一个局外人,可能永远过着局外人的生活。”(第21页)“突然,没有任何动机或理由,一个不可否认的、奇怪的和清晰的想法浮现在我脑海——这里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房间里所有的人,他们激动的表情,他们说的话和他们响亮的噪音,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去,退到浩瀚的另一边,变得与我无关。”(第22页)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似乎更愿意把自己的行为方式设定在“局外人”身上:“局外人”这个词似乎概括了我与社会的所有关系。”(171页)

    这一姿态也在《羊之歌》中延续。在战争肆虐、日常生活岌岌可危的时候,加藤形容自己“总是冷眼旁观所谓的家庭、国家和世界的宏伟计划,过着平静的生活”(第192页)。广岛被原子弹击中后,加藤作为日本医生的代表之一,去那个地方做病理检查。面对灾难,他仍然摆脱不了“局外人”的外壳:“在这次旅行中,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我觉得我不属于当地人民或占领军。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目睹当地人民和占领军军医相遇的旁观者”(第201页)。

    加藤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家庭很富有。他从小就觉得与同学们格格不入。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孤独”一词在加藤写于17至22岁(1937-1942年)的八卷《青年日记》中反复出现。他因“无法逃离这个嘈杂的世界”而感到孤独。《青春日记》记录了他的许多诗歌,其中一首题为《孤独》。这首诗的前四句说:“这个世界太吵了/我生活的世界太吵了/我受不了了/我很孤独。”他很孤独,因为他无法理解日本人民对战争的热情。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加藤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医学系教授鼓励学生在战争期间坚持上课和从事科学研究以显示对战争的抵抗的细节。在《羊之歌》中,他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我怀着沮丧的心情看着东京居民的狂喜,觉得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从未如此遥远。”此外,加藤在爱情受挫后也不乏孤独感。这种深深的孤独可能部分解释了他对生活的长期冷漠和冷眼态度。

    另一方面,加藤有意识地与外部环境保持距离,这与他作为血液学专家的理性和客观性密切相关。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了几年,直到1946年他正式放弃医学成为一名医生。经过多年的医学学习和实践,他自然发展出一种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仅根据准确的事实得出所有可能的结论,并对所有无法证实的判断持怀疑态度”(165页)。加藤一生都在创作和社交活动中实践这种思维方式。韩日政治学者蒋上中在一篇题为《战争的世纪之外》的评论中指出,加藤被法国著名诗人保罗·瓦莱里作品的“明晰与理解之美”所感动,并决心效仿。在一篇题为《阅读的记忆》的文章中,加藤曾写道:“后来,当我上大学预科时,我在瓦莱丽的作品中发现了用分析方法处理语言表现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方法无与伦比的快乐。加藤的作品确实有“清晰的逻辑和优美的诗意表达”(李明馆大学图书馆“加藤星期一图书馆”简介)。作家池泽也注意到加藤具有观察者和分析师的素质。”他从不掺杂个人感情,有强烈的决心按照逻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羊之歌》中,加藤对日本政府入侵中美的厌恶和批评是这一特征最深刻的表现。

    “拒绝将我的生命奉献给集体是我将献出生命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和稳定,开始出现不祥的右转迹象。日本著名政治学者丸山正弘在其著作《福泽谕吉与日本现代化》中总结道:“九一八事变之年...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剪刀差年。换句话说,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曲线正在逐渐下降,右翼或民族主义路线正在迅速上升。”

    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为加藤质疑官方宣传埋下了第一颗种子:“我欣赏芥川的短篇小说,但更让我惊讶的是“矮人的话”。芥川在20世纪20年代写了一句“士兵就像孩子一样……”。当我读它的时候,我把它看得完全像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话,也就是同时代人的话。无论是在学校,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长久以来被奉为神圣的所有价值观都无法承受芥川龙之介的打击。他们立刻在我眼前崩溃了。爱国主义变成利己主义,绝对服从变成不负责任,美德变成懦弱或无知。对于同样的社会现象,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与报纸、学校和整个社会的解释完全相反。我对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感到惊讶,兴奋得手舞足蹈。”(80页)在“2月26日事件”后,这位被皇帝极度敬畏的父亲钦佩“军队在该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加藤还是一名初中生,他能够看穿新闻宣传中的谎言和欺骗,敏锐地意识到“通往军事独裁荒凉未来的道路”(94页)是逐渐铺好的。

    进入老一学院后,加藤在“学生自治宿舍”过着民主的校园生活。他真诚地欣赏这种生活方式,同时,他也不忽视与外界隔离的隐含特权。更重要的是,面对日本社会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趋势,18岁的加藤表达了明显的反感和拒绝,并发誓要捍卫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小马驹的生活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所有的集体生活都可能需要被抛弃、妥协和愚弄。我学会了如何在集体生活中保护自己,但我永远也不会学会如何为集体献出生命。拒绝把我的生命奉献给集体——为这个想法辩护是我献出生命的原因。”(102页)

    作为一名大学生,加藤翻了一双白眼,把这种疯狂的情况当回事,表达了他的愤怒和不满。《羊之歌》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片段。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天,东京已经停电了。然而,加藤通常会按计划去东京新桥舞蹈团观看大阪乐文剧团。这场表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战争,没有停电,没有内阁情报机构,它已经被另一个世界所取代,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动摇的坚实世界。......只有在这一刻,这个世界才不需要在拥挤的观众面前隐藏、停止或让步,来展示它所有的自给自足和自我目标。它以如此生动和壮观的方式存在,就像一场悲剧,与剧院外的另一个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军国主义日本的概念和所有现实。”(140页)

    加藤因胸膜炎免服兵役,但他的朋友们却没有这样的运气:“我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战争结束前没有人回来。”(162页)加藤的一位才华横溢的朋友中井秀树在战斗中丧生,他从高中起就一直在一起尝试文学。他受到了特别沉重的打击:“当我得知中井秀树的死讯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意识。我感到无法控制的愤怒,而不是悲伤。即使我原谅了太平洋战争的一切,我也永远不会原谅中国和西方的死亡。这是一种罪行,一种不可挽回的罪行,一种必须得到赔偿的罪行……”;"我活了下来,中国和西方都死了——这是没有道理的."(163页)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面提到的加藤似乎生来孤独,但他在世界上并不孤独,而是有相当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在《羊之歌》中,他幽默地讲述了“小说之神”横河一因鼓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被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东大学生“围困”的事件。可以看出,当时没有几个年轻人保持清醒和精力充沛。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加藤与两个朋友中村一郎和福山良彦合著了《1946:文学调查》。后来,加藤邀请更多同事创办杂志,为战后文坛注入新鲜空气。许多年后,85岁的加藤和八个朋友共同发起了“九大法则”(Nine Rules)会议,让人觉得他已经和所有的朋友携手重塑了文学界。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黑暗时代的人》一书中写道:“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期待一种可能不是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是来自不确定、闪烁且常常微弱的光线的照明。这种光来自一些男人和女人,来自他们的生活。它们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被点燃,并将光散射到地球生活的全部范围。”摆脱“黑暗时代”的影响和控制并不容易。然而,正是这些年轻勇敢的生命照亮了黑夜,付出了最不可挽回的代价。这种悲剧性的牺牲使加藤逐渐卸下了“旁观者”和“局外人”的盔甲。

    “我会永远是旁观者吗?”

    1954年,加藤完成了他在国外的三年学习,回到东京一家矿业公司总部的医务室工作。公司安排他参观九州的煤矿,他很快发现自己在公司和工会之间进退两难,无法选择哪一方更“公正”。这一特殊经历使他在《羊之歌》中第一次质疑“旁观者”的立场:“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判断——这种判断往往是不可能的。因此,有时有必要抛开旁观者的身份……”

    然而,加藤并不是第一次挣脱旁观者的枷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早在1946年,《1946年:文学调查》中,加藤就严厉批评了“星紫派”,即知识渊博、品味高雅、战时不批判甚至盲目追随军国主义政府的年轻知识分子。《1946年:文献综述》还指出,“从战争到战后,日本没有足够的作品来抵抗外部现实和实现内部力量的充分增长”。因此,有必要反对超民族主义和极具破坏性的“革命精神”,培养日本人的“理性和人性”,重新点燃日本社会濒临灭绝的民主精神。虽然加藤自诩“与羊的温和性格有很多共同之处”(357页)——因此得名“羊之歌”,但评论揭示了一个尖锐而活泼的性格。

    从1959年到1960年,日本爆发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安全斗争”。这场运动更彻底地促成了加藤从旁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当我走到大学的前门时,我突然遇到一群举着标语牌“反安全”的大学生在门口游行。他们慢慢地排成一行,悄悄地走出前门,向三木走去。......看着他们的背影,我不禁回想起战争结束时“学徒出列”的情景。......但是我,既不能加入他们的队伍,也不能阻止他们的牺牲。这是多么无奈啊!多悲伤啊!......我把自己训练成旁观者,但那时,我阴郁的心已经有了疑问:我会永远是旁观者吗?”(346页)那一刻,在战争中死去的朋友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重叠在一起。不难想象,这一幕震惊了加藤。他加入了该运动,并通过撰写评论和参加研讨会来主张废除安全条约。《羊之歌》清晰地总结了在安全斗争中与加藤沟通的真正丸山人的观点。也就是说,对安全条约的反对“主要是反对强制投票程序”,公众要求政府在充分审查法案和认真听取公众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此外,这场运动本身恰恰是“民主实质性转变的一步”(352页),这是建设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宝贵实践经验。

    民众的反对并未动摇岸信介内阁通过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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